“楓橋經驗”提供了中國社會治理的現代樣板，但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模式。聯系到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構建，以下幾個重大問題是無法回避的，同時需要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給出答案。

　　其一，黨的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备鶕皸鳂蚪涷灐保h的領導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反映社會。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踐中堅稱“群眾利益無小事”，在政治上宣示了黨的階級屬性和執政立場。而協調社會矛盾、解決社會沖突則是具體反映社會的執政功能。二是整合社會?！皸鳂蚪涷灐闭故玖嘶鶎幼灾蔚哪芰?，可以認為：社會的安定和諧同黨的整合能力呈正向相關關系。三是塑造社會。在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黨的領導越發顯示出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其二，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皸鳂蚪涷灐敝械摹懊懿簧辖弧辈⒉灰馕吨梢浴傲烫糇印薄八Πぁ?。一方面，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越高，基層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就越少；另一方面，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現代化水平越高，越是能夠對基層自治提供指導作用，二者的“互動”就越緊密，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就越高。顯然，如何提升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是一個現實的、重大的時代任務。

　　其三，治理重心下移。中國具有“強政府、弱社會”的傳統，在很多治理領域，政府甚至承擔了“無限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量任務在基層，推動黨和國家各項政策落地的責任主體在基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也在基層。“楓橋經驗”已經在實踐上證明了這一論斷，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可以繼續深化的領域，如基層政權建設、社區機制、社會組織第三方參與等。社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越是走向深入，越需要找到更多的重心下移路徑。

　　其四，法治路徑。如何使法治在“楓橋經驗”推廣中發揮主導作用，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葉青系華東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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