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將自治置于首位。而“楓橋經驗”經過了上世紀60年代的初創、90年代的創新，探索出法治、自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方法?！皸鳂蚪涷灐敝幸灰载炛暮诵膯栴}，是如何處理好國家與社會、政府管理與基層自治以及專業機關與群眾路線的關系。毫無疑問，自治在基層治理中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

　　首先，將自治作為三治之首，是由于基層治理的核心和關鍵在于基層民眾的參與。如果說，法治帶有自上而下的法律教育灌輸、規制的意義，那么自治就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秩序、能力觀念、關系和環境的培育過程。自治是基層民眾通過協商民主和自律，實現自我管理的方式，只有成熟的社區和社會組織才能實現有效的自治。動員民間精英、鄉賢、志愿者和普通民眾共同參與社區自治和社會建設，不僅遠比單純依靠政府和執法機關更為有效，而且有利于增進民眾的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將自治置于首要地位,表明政府和國家對鄉村基層治理的科學規劃和對民眾自治的信任。

　　其次，自治是基層治理中最為困難的環節。我國民眾缺乏自治傳統，民間自治意識、自治能力和自治文化都需要逐步培育，而且這將是一個相對長期艱難的過程，需要循序漸進。當前鄉村自治尚不成熟，通過國家扶持實現鄉村脫貧、解決發展的不平衡是當務之急。而治理的最終目標則是使基層自治制度得到切實落實和良好運行，社會組織逐步成熟，民眾自治能力不斷提高。隨著這一進步，國家逐步將越來越多的公共權力和公共事務讓渡或回歸于社會，形成更合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再次，善治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建立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和治安狀態，這也是“楓橋經驗”的精髓。糾紛就地解決，既體現了治理的效果，也體現了自治、法治和德治融合的作用?！皸鳂蚪涷灐痹诩m紛解決和社會治安方面的經驗，本身就是基層政府和執法機關與群眾相結合、以人民為中心，自治與法治融合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群防群治、從源頭抓矛盾糾紛的預防和就地化解，是我國多年來堅持的綜合治理的具體實踐。基層的穩定、安全和諧的治理格局不僅為國家治理奠定了基礎，也必然會帶來經濟和民生的提高，二者絕非對立關系。

　　最后，自治是與法治和德治相融合的治理。我國當代的社會自治是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展開的———鄉規民約、社會組織章程、行業標準及商業慣例等民間規范，均受到法律制約,并必須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主流道德。法治和德治既是自治的保障，也是自治的目標和指引。今天，在楓橋和我國一些先進社區，三治結合的治理效果已顯現。在這種治理中，一種公共參與、協商和志愿者的新型文化正在悄然形成。

（范愉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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