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法學學科體系建設對于法治人才培養至關重要?！薄霸诜▽W學科體系建設上要有底氣、有自信。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深入研究和解決好為誰教、教什么、教給誰、怎樣教的問題，努力以中國智慧、中國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建設作出貢獻。”法學學科體系服務于人才培養，課程體系是法學學科體系的核心。

　　“法學教育要堅持立德樹人，不僅要提高學生的法學知識水平，而且要培養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培養德法兼修的高素質法律人才應當成為新時代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法治人才的道德素質提出更高要求。而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是高素質法治人才道德素質培養的主要方式。因此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對法學人才培養目標的順利達成非常重要。

　　2018年4月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明確將“法律職業倫理”列為法學專業學生必須完成的10門專業必修課之一。盡管過去我們也重視道德品格教育，但各大法學院校的培養方案中往往沒有專門設置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課程，師德師風要求亦流于形式。根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和教學體系對法治人才的德性要求，教育部落實習總書記講話精神，及時將“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設置為專業必修課。根據教育部最新法學教育國家質量標準，法學院校人才培養方案應當加大職業倫理教育比重，形成法治人才職業倫理培養系統方案，滿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高素質法治人才的需要。

　　本文試圖以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設置為例探討法學學科體系建設中的課程設置，從而為進一步構建科學的法學學科體系奠定基礎。

　　一、為誰教——法學學科體系人才培養目標定位

　　(一)立德樹人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基本要求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形成了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讓學生形成道德自主意識，進而愿意過一種有德性的生活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目標?！盵1]有人認為大學的精神包括四個方面，批判反思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學術共同體精神、社會正義的精神。[2]也有學者把高等教育的目的概括為：“歸根到底在于促進那些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力的人的素質發展，實現每一個人公平發展、自由發展、生動活潑的多樣化個性化發展”[3]還有不少的人認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一個合格的公民、培養一個自由而無用的靈魂。美國著名教育家紐曼明確主張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社會的好公民,主張大學應該實施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就是要造就一個紳士，擁有受過教育的心智、精致的品味，正直、公平和冷靜的頭腦，以及生活行動中的高貴而有理性的姿態”，“一所大學的心智訓練真正的和恰當的目的不是學問或者知識，而是作用于知識的思想或者理性”。[4]“如果一定要賦予大學教育一個切實的目的，我的主張是培養社會的好公民。大學教育的藝術就是社會生活的藝術，其目的就是使人適應這個世界。大學教育一方面既不應把著眼點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職業上，另一方面也不應是造就英雄，培養天才?！盵5]這和我們通常認為大學是學習專業知識的地方的認識大相徑庭。事實上，紐曼的這一主張成為后世美國大學教育的基本理念。

　　顯然，關于高等教育的目的還有不少的爭議，但是無論從哪個方面解讀高等教育的目的，都是以人的培養為核心。首先是要培養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益的優秀公民，具有道德情懷，具有公益精神;其次才是知識的獲取和能力的培養。我國的教育方針歷來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習近平2016年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德總是擺在教育的第一位，其次才是知識的汲取和能力的養成。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強調“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人才培養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統一的過程，而育人是本，人無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這是人才培養的辯證法?！?2018年5月，美國芝加哥大學否決了部分教師提出的學校開設本科商科專業的提議，認為大學本科教育不是培養職業技能為為目標，而是讓學生養成良好的思辨能力，成為具有自由思想的社會公民。把人教育好了，再增加專業技能就很容易了?？偠灾覈髮W教育的目的是立德樹人，培養社會主義的合格接班人和建設者。

　　(二)法律職業對道德品格有更高要求

　　法律是關于公平和正義的藝術，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執行和實施法律的人必須具備公正的品格，以公平正義為追求。正如習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所強調：“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法治人才培養上不去，法治領域不能人才輩出，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做好?！惫秸x不僅要成為法律人的人生追求，還應當是法律人的必備品格。如前所述大學教育的根本是立德樹人，而法學教育對道德倫理的培養要求更高。因為法律職業，特別是其中的審判、檢察、監察工作和從事執法的政府行政工作，以維護公平正義為天職，本身就是踐行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求法官、檢察官、監察官成為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在一些法治國家，法官貪腐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情，他們對法官的道德品性要求近乎嚴苛。從這一意義上來看，依法治國到最后還是以德治國。法學教育的“德法兼修”中的“德”比普通高等教育的“德才兼備”中的“德”要求更高，要求法治人才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公平正義為事業追求。高素質法治人才培養必須把法科學生公平正義道德品格作為第一培養目標。法科學生的道德倫理可以通過專業課程設置、師德師風引導、公平公正的考核考評、公益課程安排、職業倫理教育、社團活動來養成，而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是其核心環節。

　　“法律職業倫理是法律職業從事者在從事法律職業過程中為了維護相互之間正常的職業關系而應準從的行為準則?！盵6]“法律職業倫理是一門關乎法律人職業的學問，關乎著法律職業的需求、權利、利益、尊嚴，體現著法律職業的價值”。[7]公眾對法律人的信賴，不僅取決于法律人的知識，同樣也取決于法律人的獨立人格、法律人的職業倫理精神。對于法治社會而言，提高法律人的法律職業倫理素養，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正如孫曉樓教授所言，作為一個高素質的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學問，才可以認識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會的常識，才可以合于時宜地運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資格來執行法律?！盵8]。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對法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職業倫理要求。法律職業作為國家司法權的載體，其職業權力使他們掌握了影響社會的強大力量，只有將這種力量與為社會公平與正義奮斗的高尚職業精神相結合，才能做出公正的裁決。[9]美國的法官、檢察官主要從有經驗的律師中間進行層層遴選而得來的，而這遴選的過程中，良好的法律職業倫理是就任法官、檢察官的必要條件，這樣的篩選過程能夠淘汰一批職業倫理精神較差的法律職業從事者，從而保證法官、檢察官等公職群體具有良好的法律職業倫理精神。而我們國家的法官、檢察官主要是直接從法學院畢業生中選拔出來的。相較而言，中國法科生的職業倫理素質對司法的公信力具有更加直接的影響，法律職業倫理的養成必須在本科教育階段完成。

　　加強法律職業倫理的教育也是法律職業公共屬性的需要。法律職業兼具技術性和公共性的雙重屬性，法律職業致力社會公共利益，致力于公平正義的維護。法律職業群體往往在社會公共事件和公共進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論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律師，都是法治社會的重要的促進力量。法律職業的公共性要求法律人具有公德。一個合格的法律人要有家國情懷，要有社會責任當擔。法學教育必須注重法律職業倫理的培養，以滿足法律職業公共屬性的需要。

　　(三)法律職業倫理的可培養性

　　俗話說，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一個人的道德素質如何，與其成長和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同時道德具有主觀屬性，難以通過教學活動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有學者一針見血的指出：“被普遍化、客體化的道德知識既無助于現實生活中道德問題的解決,也難于促成人之德性的發展和生成,道德的知識找不到回歸生活和實踐之路?！盵10]所以有很多學者也提出,法律職業倫理教育也是具有不可教育性的。例如美國法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波斯納法官就認為道德具有不可說教性。其主要理由是：道德哲學教授的行為并不比他們的受眾更加道德;很多懷著理想主義接受倫理教育的畢業生畢業后立即成為商業主義的奴隸，倫理教育并不能保證培養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11]

　　當然，教育理論主流觀點認為道德是可以培養的，[12]世界各國也無不把道德教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而且，“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目標不在于直接造就職業上的道德人，而在于促進對法律職業道德的認識”。[13]同時，法律職業倫理與一般道德相比，更具可培養性。

　　首先，法律職業倫理具有客觀化、技術化、可操作化的特點。日常的道德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應當遵守社會規范，是人們評判每一個人是否是好人的標準，是人們關于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的感覺、觀點、規范和原則的總和。[14]日常社會道德具有模糊性，正如諺語：“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對同一事物美與丑、善與惡的答案可能五花八門，也令人無所適從。

　　本來法律職業倫理同樣具有模糊性、主觀性，不便于操作，法律人稍有不慎就會陷入社會道德譴責的困境當中，削弱司法公信力。法律乃國家公器，世界各國無不重視法律人職業倫理的培養，法律職業經過千百年的發展，職業倫理呈現出客觀性、技術化和操作性的趨勢，減少其不確定性風險。美國律師協會在制定示范性文本時對道德困境的技術性規范進行規定，也加入一些管理規則，使得職業倫理規范具備更強的客觀性、技術性和可操作性。我們國家則制定了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職業的行為標準，為法律職業倫理提供相對確定的準則。[15]法律職業倫理的客觀性、技術化和可操作性趨勢使得其成為一種行業的懲戒規范。

　　法律職業倫理的客觀化、技術化和可操作化的特點，及其帶有懲戒的屬性使得法律職業倫理具備更大的可培養性，使得法律職業倫理以更加直觀、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甚至以行業規范條文的方式得以體現，不再如一般道德那樣虛無縹緲。這種客觀化、技術化和可操作化的特點，使得法律職業倫理的培養減少了授課教師個人情緒化觀點的影響，同時也方便更加科學的授課模式的展開，極大地便利了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普及與質量的提升。法律職業倫理具備行業懲戒的功能，也使法律職業倫理可以通過懲戒案例等客觀形式表現出來，使法科生能夠以更加直觀、具體的方式接受法律職業倫理的培養。

　　總而言之，在德法兼修高素質法治人才培養目標的指引下，法學院?？梢愿鶕扇寺殬I道德品質的生長規律，運用綜合手段，對法科學生職業倫理行為進行反復訓練，使之形成穩定的行為習慣，從而將法律職業道德規范內化為個體道德心理結構，并最終形成穩定的道德品質。[16]

　　(四)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容易被忽視

　　缺乏良好法律職業倫理素養的法律人是不可能建成法治國家。從上海法官嫖娼案到一樁樁法官貪贓枉法案件，再到一樁樁冤假錯案的發生，都與法律人不能堅持法律原則，缺乏法律職業倫理守持有著直接的關系。法律職業倫理精神缺乏的直接原因就是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缺失。法學教育的過程中忽視法律職業倫理精神的熏陶，必然會導致法律人缺乏對法律職業倫理的重視，無法養成良好的法律職業倫理素養，一旦遇到法律職業倫理的困境，極容易越過底線，違法甚至犯罪。

　　不幸的是，與專業知識的學習相比，職業倫理道德的培養并不能給學生帶來最直接的職場效益。[17]法科生很容易忽視法律職業倫理的學習。一些法學院校也因為法律職業倫理教育不能直接或快速產生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效果，對法科生職業倫理教育并不足夠重視。所以法學院校如果不對法律職業倫理的培養進行巧妙的設置，法律職業倫理很可能被法科生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在法學教育中，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如果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擺設和象征，那么從接受法律教育的那一刻起，法律職業倫理不重要的這種意識就有可能蔓延開來。這種對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忽視可能為法科生今后的職業生涯埋下隱患。法科生在畢業后的工作中，無時無刻要面對職業倫理困境，若沒有良好的法律職業倫理素質，一方面會影響其專業能力的發揮，更為麻煩的是甚至可能會使其身陷囹圄。

　　二、教什么——法學學科體系中的課程設置方案

　　習總書記所講“教什么”，實際就是法學課程的內容安排。本文仍然以法律職業論課程為例，探討法學學科的課程設置方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高等教育確立了立德樹人的根本目標，對法學教育提出了德法兼修的培養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法學學科體系建設和法學教學體系建設都要求法學教育比以前要更加重視法科學生的道德品格塑造和法律職業倫理培養。設置法律職業倫理專門課程是法學專業學生道德品格培養的基本方式。2018年4月，教育部根據新時代法治學科體系建設要求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明確將“法律職業倫理”列為法學專業學生必須完成的10門專業必修課之一。根據教育部這一法學教學國家質量標準，各大法學院校的培養方案必須修改，不僅必須設置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而且還要將其設置為必修課。

　　(一)修改培養方案，法律職業倫理作為專業必修課

　　在此以前，法學院校對法律職業倫理教育重視不夠。大部分法學院?，F行培養方案中，沒有開設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并且，多數法學院校沒有在培養目標中明確將法律職業倫理精神作為其培養目標之一。[18]也有法學院校用“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等術語代替法律職業倫理，筆者認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培養目標難以反映法律職業倫理培養在新時代法學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其中的“德”僅指普通道德倫理，與法律職業倫理有較大差別。新時代高素質法治人才培養要求及2018年教育部法學教育國家質量標準迫切要求修改現行培養方案，明確把法律職業倫理教育作為法科生的培養內容，作為主要專業必修課。

　　(二)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設計

　　2018年4月教育部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后，如何合理開設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成為各大法學院校共同面對的問題。就目前而言，法律職業倫理課程開設少，經驗不足，同時存在專業教師不足，教學內容符號化，脫離司法實踐等諸多問題。筆者結合國內外教學經驗，對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設計提出幾點建議。

　　1.開課時間和課時安排

　　課程開設時間安排在第一學期效果最好。首先，大學新生是一張“空白紙”，更容易接受新知，法律職業倫理精神可以深深嵌入法科生內心之中，樹立堅定的法律信仰，成為其永久的人生信條和行為規范，為成為高素質的法治人才打下牢固的倫理基礎。其次，能夠與整體的課程設計相適應。法學院校一般在第一學期開設法理學課程，法律職業倫理與法理學課程可以相輔相成，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可以加深對法理學知識的理解，法理學課程可以幫助闡明法律職業倫理的法治意義。再次，在進入法學院第一學期播下法律職業倫理的種子，在以后部門法課程中，可以充分吸收營養，生根發芽，最終長成蒼天大樹，成為德法兼修的高素質法治人才。

　　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課時以32個課時、2個學分為宜。目前開設法律職業倫理課程的法學院校當中，大都以32個學時，2個學分的模式進行安排的，已經得到實踐的檢驗，具有可操作性。筆者在本學院討論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設置中，有教師提出按1個學分、16課時的方案設置。這顯然不符合2018年4月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按照該標準法學專業核心課程采取“10+X”分類設置模式?！?0”指法學專業學生必須完成的10門專業必修課，包括：法理學、憲法學、中國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國際法和法律職業倫理。“X”指各院校根據辦學特色開設的其他專業必修課，包括：經濟法、知識產權法、商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證據法和財稅法，“X”選擇設置門數原則上不低于五門。法律職業倫理被放在10門主要專業必修課中，地位甚至高于一些傳統的核心主干課。由于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內容較為豐富，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教學，若按1個學分、16個課時的模式設置，時間太短難以滿足課程教學的需求。并且學分低于一般必修或者選修課的學分，[19]容易在法科生當中造成法律職業倫理不重要的錯誤觀點，消減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效果。超過32課時，按48課時或64課時設計，也與2018年法學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壓縮學時的精神相違背，[20]造成其它專業課程學習不足。2個學分、32個課時的要求既保證了法律職業倫理課程的順利展開，又給專業理論知識和實踐課程留足了時間，實現法律職業倫理與專業課程的協調統一。

　　2.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內容安排

　　法律職業倫理課程需要安排哪些教學內容?這需要經過不斷總結和修正。但是，筆者認為，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內容安排必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首先，必須強調法律職業倫理在法科生職業生涯和法治社會建設中的重要地位。針對目前法律職業倫理被法科生忽視的現狀，法律職業倫理的重要性和意義分析能夠幫助喚起法科生對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重視。其次，在內容編排方式上上，既要有理論學習，有應該有案例分析。理論學習保證法科生職業倫理知識系統性，案例分析能夠幫助法科生加強對法律職業倫理的理解。將理論學習與案例分析結合起來，也是整個法學教育的基本趨勢?，F有法律職業倫理主要教材也多采用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相結合的編排方式，對理論教學與案例分析相結合的教育方式有著極大的幫助作用。[21]再次，法律職業倫理教學內容要重視多種法律職業倫理規范教學。美國的法學教育主要以培養律師為主，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最為重視律師職業倫理教育，很少涉及其它法律職業的倫理教育。中國法科學生就業面更加寬泛，主要有法官、檢察官、監察官、公務員、律師、企業法務等去向，這些職業都面臨著各自領域法律職業倫理困境。所以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至少應該包含法官、檢察官、監察官、公務員、律師等五種主要法律職業倫理內容。除此之外其他法律相關職業的倫理問題，則可以視情況決定是否教學。法學教師是不是一種專門的法律職業，需不需要在教師倫理規范之外形成法學教師職業倫理，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筆者以為，由于法治建設對法治人才倫理道德的高要求，形成專門的法學教師職業倫理規范有助于法科學生職業倫理的養成。

　　當然，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教學內容設計有一定要求，但也并不意味著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內容必須千篇一律，任課老師可以結合實際情況展開多樣化的法律職業倫理教學，提高法律職業倫理的教學質量。

　　3.量化考核與操行評分相結合的考評方式

　　法科生法律職業倫理素養難以通過量化考核的方式來完成，分數之高低與法律職業倫理精神無必然聯系。但是，法律職業倫理課程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培養一個高尚的道德人，還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求學生了解法律倫理困境的處理規范和處理原則。法律職業倫理的客觀化、可操作化、技術化的特點，意味著法律倫理問題有著基本的處置原則和基本方法，能夠以考試、案例分析、論文等能夠量化的指標去完成考核。例如用實際的案例，要求分析律師的某個行為是否符合《律師法》規范，以讓法科生知道該行為是合法還是非法?；蛘咭蚤_放式的論述，要求學生闡述某一法律職業倫理困境的看法，使學生深入的探析法律職業倫理背后的困境，并讓其嘗試尋找合適的解決辦法，也能夠幫助學生增強對法律倫理精神內核的理解。這種量化考核能夠幫助學生了解法律職業倫理規范，引導學生加強對法律職業倫理的理解。也可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的法律職業倫理的精神內核，所以量化考核是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考核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但是，量化考核容易導致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被其“牽著鼻子走”，導致學生的學習以應付考試為主，而忽視了法律職業倫理精神內核的培養。比如國家司法考試中，對法律職業倫理規范的考核越來越多，[22]但是其對提升學生法律職業倫理素養未必有效，考生容易把通過法律職業倫理的考試作為唯一的目標。從1980年開始，美國律師協會為了加強對職業責任的指導，采取了多州聯合職業倫理考試(Multistat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Examination,簡稱“MPRE”)，這個考試以選擇題的形式進行兩個小時。[23]出于這一考試的壓力，法學院傾向于把教學重點放在對職業倫理教條的教學上，學生們傾向于把這些課程看作是備考課程,而忽視了職業倫理精神的培養。很多的參考者紛紛反對這種聯合考試，很多美國律師也對這種考試模式對教學所起的錯誤導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24]。我們應該吸取經驗和教訓，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在堅持量化考核的同時，必須加強對學生的操行和行為規范評分。操行評分可以采取獎勵和懲罰的方式進行，在設置一個基本分的基礎上，對于公益和公德行為進行加分，對違反日常操守準則行為進行扣分。量化考核分和操行考評分的加權平均分就是法律職業倫理課程的考核結果。

　　(三)推廣法律職業倫理在線精品課程建設

　　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和研究的缺失導致課程師資缺乏，多數任課老師可能并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法律職業倫理訓練，缺乏法律職業倫理教學經驗，會嚴重影響法律職業倫理教學質量。推廣一批法律職業倫理在線精品課程，由國內最優秀的課程教師主講，推廣網上選課，提高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教學質量，擴大受眾面，能夠有效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

　　三、誰來教——法學學科體系中的師資隊伍建設

　　人的道德倫理往往被所處社會環境所決定，是在身邊的人和事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慢慢形成的。家長、老師、領導的言行對青少年的影響尤其巨大。身教重于言教，吐辭為經、舉足為法，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學生產生巨大的導向性作用，型塑著學生的人格和道德情操。

　　法學教育要培養高素質的法治人才，高素質的法治人才培養首先需要一支高素質的法學教師隊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強調：“評價教師隊伍素質的第一標準應該是師德師風”，高素質的法學教師隊伍首先在言行舉止、道德情操不僅要符合教師倫理規范，還必須符合法律職業倫理規范。[25]

　　在高水平大學建設規劃引導下，近10年來我國高校學術水平、科研能力大幅度提升，在國際排名榜上越來靠前，但各大高校也存在注重業務水平發展同時忽視師德師風建設的問題。在引進教師的時候注重考察教師的科研水平，而對其道德素質的考察往往流于形式，甚至明知有這方面的缺陷，也不予追究。例如，2018年上半年發生的沈陽事件就是如此，沈陽在已經被北京大學處分的前提下，南京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不經人事考察程序、不經師德師風考核，僅憑其科研水平和學科建設需要將其引進。我國高校發展也面臨轉型升級，不僅要注重學科建設，更要注重教師隊伍素質建設。法學院校肩負著培養法治國家的建設者的重要任，對法學教師道德品格的考核、考察應當更嚴更高。

　　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還指出：“要堅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讓教師更好擔當起學生健康成長指導者和引路人的責任”。首先，根據教育部2018年《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對現有法學教師要全部接受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培訓，掌握法律職業倫理規范。其次，新進教師要對其進行法律職業倫理考察、考核。再次，倡導法學教師開展法律職業倫理研究。發揮教師言身傳教的作用，提高教學質量，保證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目標的實現，要牢牢抓住教師隊伍建設這個“牛鼻子”。目前，高校教師的隊伍的建設存在明顯的問題，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建設教師隊伍。

　　(一)讓教師回歸課堂

　　在現行的教師考核體系中，對于教師的考核和評定以教師的科研能力評定為主，教學質量對一個大學老師而言看起來只是一種可有可有無的標準。一個嘗試著用更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學質量的老師并沒有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有效的回報，反而由于上課時間占用了科研的時間，最終不利于教師自身的發展，所以，高校教師給學生上課反而成為了一件受累不討好的事情。如何提升教師的教學質量成為中國高校教學中的普遍存在的問題。首先，我們應該糾偏目前的高校教師的評價體系，用教師評價體系把教師拉回課堂，保證在教師的評價體系上，教師的教學質量占據一個合理的水平，讓重視教學的老師得到合理的回報。其次，明確教師必須完成教學任務。以中南大學為例，從2102年以來，中南大學積極推動教學質量的改革，要求副教授以上的老師都必須走上講臺為本科生上課。這些舉措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教師回歸講臺，這為提升學生的教育質量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二)身教重于言教，提升教師素質

　　學校要重視教師本身的道德素質的提高。高校老師的師德問題一直是高校教育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大問題。近來，出現了不少高校的老師違反教師職業道德的事件，惡劣的師德事件對學生可能產生不良的導向作用。所以，在高校的教師考核體系中，對師德不良的教師應該實行一票否決。

　　(三)推動教師對法律職業倫理的研究

　　為了推動法律職業倫理的教學工作，應該提升老師對職業道德倫理的研究工作。對一門學科的研究為一門學科的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源。一門學科要想真正的融入法律教育的體系體系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在于，該學科研究內容的繁榮。[26]相較于西方國家而言，我國法律職業倫理優秀的研究成果仍然非常稀少。法學院校中，很少有學者關注法律職業倫理的研究，法律職業倫理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領域并未得到相應的重視。加強法律職業倫理研究不僅有利于引導法學教師注重職業倫理，也有利于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發展。

　　四、怎樣教——法學學科體系中教改

　　人的道德情操是在日常工作生活逐步形成的。法律職業倫理培養要通過法學教育多個環節來達成，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設置只是其中一個培養環節。有學者把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定性為貫穿性教育。[27]法律職業倫理貫穿性教育是指在整個法學教育的過程當中，都要對學生進行法律職業倫理的熏陶。既要有專門法律職業倫理課程，也要不斷在專業知識教授、實踐技能培養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法律職業倫理的熏陶。

　　法律職業倫理與整個法律體系息息相關，其涉及到每一個部門法，法學院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可以將每一部門法的教學作為切入點，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進行法律職業倫理的貫穿性教育。例如在法理學中討論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在刑事訴訟法課堂中討論刑訊逼供的危害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民法課堂上討論委托人與律師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的討論都自然而然地型塑了法律人的職業倫理信仰。在法律實務當中，法律職業倫理困境也是依附于各種法律專業問題而出現，包括法律倫理問題在內的任何法律技能和素質，雖然通常被分成不同的課程，但是實際上，這些課程必須以一種相互關聯的方式教授。正如Russell Pearce教授所指出的，“在法律學校里，每一個學生都要在實踐中學習倫理問題，而不管他們的專業是什么。同樣，倫理問題幾乎觸及了法學院和實踐中發現的每一個教義領域?！盵28]

　　法律職業倫理的貫穿性教育也能對法學的專業教育起著明顯的促進作用。例如對無罪推定、正當程序原則、公平正義原則、自由心證原則等問題的討論就是職業倫理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專業理論學習的重要內容。因此，法律職業倫理貫穿性教育是實現職業倫理教育與專業知識教育的統一，我們可以在貫穿式職業倫理教育中實現法律職業倫理與法學專業知識的共同發展。法律職業倫理的貫穿性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實踐教學活動中貫穿職業倫理教育

　　倫理的特性決定實踐教學在職業倫理的貫穿性教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倫理是一種實踐美德，更多靠內省和身體力行，而無法通過簡單的說教的完成。[29]良好的倫理認知最終要依靠不斷的實踐才能轉化為穩定的行為習慣。加強實踐性教學能夠讓學生提前感受司法氛圍，認識實務中的司法規律，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司法認知、直面司法實踐中的倫理困境，并嘗試去解決這種困境。司法實踐對學生的法律職業倫理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職業倫理精神。

　　美國的法律職業倫理教育也會采用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多種方式進行法律職業倫理的培養。讓學生直接面對實踐中真實的倫理困境是美國法學院培養法科生職業倫理道德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在美國法學院職業倫理的課堂上，教授會給學生一些由美國律師協會編寫和注釋的案例集，案例集包含了一些倫理觀念、實際案例和一些補充性的閱讀材料。而這些案例是根據從法學院畢業的律師的職業生涯開始所遇到的案例為線索進行編寫的，每一個案例都集中在一個不確定和模糊的道德困境上。老師要求學生每一個星期完成一份案例分析報告，為了完成這個報告要求學生去識別潛在的道德問題、規則和倫理觀念。不斷的重復訓練以及課后的作業，讓學生在這些實際的案例當中加深對法律倫理觀念的理解，正義的倫理觀念貫穿于整個學習得過程當中。[30]在這種實踐性課堂中，學生被要求像律師一樣思考和處理問題，這是所謂的“接觸和感受”規則。在這樣安全的教室里，學生暫時不需要考慮這種困境所帶來的后果，學生可以自由的討論這些倫理困境，在老師的幫助下了解并處理這些實務中的道德困境，這樣的情景教學讓學生對法律職業倫理認知根深蒂固。

　　總而言之，在實踐性教學中推動職業倫理教育是各個國家、各個層次的法學院培養法科生法律職業倫理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實踐性教學的倫理熏陶通過實務老師的業務工作來實現，法學院校必須選擇職業倫理素養高的實務專家為指導教師。

　　(二)在法學理論教學中貫穿職業倫理教育

　　理論知識在法律人職業生涯中起著基礎性作用，法學院的教學活動應該以理論教學為主。將大量的時間花在實踐或者單獨的法律職業倫理教育中，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這會造成理論的學習的壓縮，導致專業理論學習不足，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同時，如果法律職業倫理培養僅僅只是通過為一門或幾門必修課或選修課來完成，那么道德價值和標準的關鍵意義將會被邊緣化。[31]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應當貫穿于法學理論教學整過程中。

　　貫穿式職業倫理培養方式本身并不會妨礙專業知識的學習，也不會對目前成熟的教學方法產生沖擊，相反，能夠促進專業知識的理解與獲得。目前法學院經常采用的診所式教學方法、問題中心主義教育方法、案例教學方法課程都是專業知識教育常見方法，也是貫穿式的職業倫理培養方式的重要陣地。這種與職業倫理培養相結合貫穿式培養方法，能夠提升法學專業教育和課堂教學質量。比如，法律職業倫理貫穿式教育對于加強學生對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公平正義等基本原則的理解有很大的幫助作用。事實證明，我們可以更好地將法律職業倫理貫穿于法學教育整個過程，實現二者之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目的。

　　當然，在法學理論教學貫穿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對法學院的教師和學生都帶來了新的挑戰。每一個部門法教師都必須熟悉法律職業倫理及課程內容，能夠將職業倫理融會貫通于部門法知識中，對教師的教學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對教師的考核中，應當考核教師是否在教學中貫穿了職業倫理教育，這樣才能保障貫穿式教育不流于形式。

　　(三)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形成職業倫理

　　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培養不僅僅是由教學過程來完成，應該將職業倫理精神的培養貫穿到整個培養體系中。在評獎、評優等考評活動中，要把道德倫理考察落到實處;學生活動、主題班會，注重設置法律職業倫理主題;學生干部的選拔、考察，品德要求放在第一位，嚴格按照公開程序進行，充分體現民主精神。在日常學習、工作中不知不覺形成符合法律職業倫理的行為習慣，潤物細無聲，是為最有效的法律職業倫理培育方式。法律職業倫理精神的培育應該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將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與整個培養體系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德法兼修。

　　五、結語

　　法學學科體系建設應當包括法學學科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師資隊伍建設、課程體系設置。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努力以中國智慧、中國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建設作出貢獻”，因此法學學術體系也是法學學科體系的基本構成。

　　[1][美]德雷克·博克：《回歸大學之道》，侯定凱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頁。

　　[2]參見陳學飛、展立新：《我國高等教育觀的反思》，《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第1-26頁。

　　[3]參見劉振天：《內涵式發展：高等教育本質論、價值論和方法論重建》，《大學教育科學》2013年第6期，第14——20頁。

　　[4][英]約翰·亨利·紐曼：《大學的理念》，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第106頁、第122頁。

　　[5]參見張國驥：《論美國的教育理念》，《求索》2005年第3期，第104頁。

　　[6]劉曉兵：《法律職業倫理及其實現》，載劉曉兵、程滔編著：《法律人的職業倫理底線》，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

　　[7]張燕：《論法律職業倫理道德責任的價值基礎》，《法學》2018年第1期，第95頁。

　　[8]孫曉樓: 《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12-13 頁。

　　[9]參見注⑦，第101頁。

　　[10]魯杰：《邊緣化外在化知識化道德教育現代綜合癥》，《教育研究》2005年第12期，第14頁。

　　[11]參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道德和法律理論的疑問》，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7頁。

　　[12]國內外都在進行道德和倫理的教育，我們從小學開始開設的“思想品德”課程就是非常典型的道德教育形式。

　　[13]參見張志銘：《法律職業倫理道德教育的基本認識》，《國家檢察官學報》2011年第3期，第15頁。

　　[14]參見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3版，第281頁。

　　[15]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201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2014年全國律協頒布《律師職業道德基本準則》，等等，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16]參見劉繼虎：《法律職業倫理養成教育的實踐性特征與綜合途徑》，《湖湘論壇》2007年第1期，第137-142頁。

　　[17]See Bruce A. Green,“Teaching Lawyers Ethics”, Th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 .51(2006)pp.1051-1052.

　　[18]有學者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基地院校為樣本，對41所法律院校開設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課程情況進行調研，結果顯示開設職業倫理相關課程的院校只有15所，僅占統計樣本的36.59%，如果嚴格限定為開設“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則只剩下9所，僅占統計樣本的21.95%，再進一步，將法律職業倫理課程設為必修課的僅有4所院校，那么設置法律職業倫理必修課的比例就是9.76%。41所卓越法律人才培養基地院校培養方案中只有16所高校明確了法律職業倫理的培養目標。參見劉坤輪：《中國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考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24頁。

　　[19]在現行培養方案中大部分課程的學分都在兩個學分以上，僅有軍事理論等特殊的課程為一個學分。

　　[20]《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要求法學類專業培養方案總學分應控制在160學分左右，其中實踐教學累計學分不少于總學分的15%。這就要求大部分的法學院校減少學分。

　　[21]例如許身健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律職業倫理案例教程》采用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相結合的方式，每章首先設置一節法律職業倫理的理論內容，然后設置與理論內容相關的案例教學課程。

　　[22]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制度的意見》就在司法考試的考試內容上提出“加大法律職業倫理的考察力度。”法律職業倫理的考察在司法考試中的比重加大。

　　[23]參見全美律師考試組織(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Bar Examiners)網站對多州聯合職業倫理考試(MPRE)的介紹，詳情參見http://www.ncbex.org/, 2018年6月2日訪問。

　　[24] See Paul T Hayden, “Putting Ethics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ized) Test: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MPRE", Fordham Law Review, Vol.71,(March2003),pp.1299-1300.

　　[25]法學教師也是一種法律職業，也應當受法律職業倫理規范約束。但是目前的法律職業倫理教材普遍沒有論及法學教師倫理規范。筆者認為《法律職業倫理》教材應當增加法學教學職業倫理。

　　[26]劉坤輪著：《中國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考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67頁。

　　[27]參見劉坤輪：《中國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考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24頁。

　　[28] See Russell G. Pearce, “The Professionalism Paradigm Shift: Why Disregarding Professional Ideology will Improve theConduct and Reputation of the Bar”,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70,(1995) pp.1229-1256.

　　[29]危文高：《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主要問題與反思》，《法學教育研究》2015年第13卷，第64頁。

　　[30] See Jan L. Jacobowitz and Scott Rogers, “Mindful Ethics--A Pedagog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Teaching Legal Ethics,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ncouraging Civility”,St. Mary's Journalon Legal Malpractice & Ethics, Vol.4,(2014) pp.198-238.

　　[31]See Miriam R. Albert and Jennifer A. Gundlach, “Bridging the Gap: How Introducing Ethical Skills Exercises Will Enrich Learning in First-year Courses”,Drexel Law Review,Vol.2,(fall, 2012),pp165-205.